众所周知，“靖康之难”把“中原外战史”提到了史无前例的“窝囊”顶级，始作俑者，就是徽钦二帝。

徽钦二帝，北宋这对著名的“亡国皇帝父子”，在国内从来不失“九五之尊”风度，而一到了敌营，没等人逼迫他们，双膝就自动弯曲下来，口称“罪臣”，主动向敌将下跪……

历史在哀叹这段国耻的同时，却忽略了这样一个深层问题——如此窝囊的父子皇帝，为什么在大宋国内，却无“篡位”之虞？

皇权高度集中

老百姓丢猪皇帝都管

宋朝的建制，由中央到地方，完全实行“一元体制”的“垂直管理”。皇帝不仅直管军队，而且直接参与地方司法工作，委吏处理地方狱讼；这一整套“垂直管理”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

由于宋朝皇帝的权力“什么都管”，北宋百姓丢口猪都要找圣上解决查办。

这是一段正史记载——宋太宗时，有“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牡豚一，诏令赐千钱偿其值。”

一位首都居民通过敲登闻鼓的方式，向皇帝控诉自己的家奴弄丢了一头母猪，宋太宗于是下令赐给他千钱作为补偿。

丢猪直接向皇帝报案，这可能是中国百姓“告御状的最高境界”。

事无巨细，连丢母猪的事情都捅到皇帝这里来，皇帝不烦吗？大宋的皇帝就喜欢这样，不仅不烦反而觉得这是“皇帝应该做的”。

宋太宗为此，还说过一句“感动中国”的话：“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

宋太宗的意思是说，这样的事情也找我这个皇帝来解决似乎很可笑，但是，如此一来，让天下百姓都知晓这样的直接诉讼的渠道，就不会有不可解决的冤情郁结于民间了。

臣子没有实权

提拔的都是“文化流氓”

皇上什么都管了，臣子们手中没有一点实权，他们还能干什么呢？

“垂直管理”愈发决定了国家的前途皆由皇帝的素质所决定，好皇帝，或许也可能有好大臣，譬如北宋前期，太祖、太宗、仁宗、真宗、神宗手下，也产生了赵普、寇准、王安石等著名贤相，但若皇帝昏庸，大臣就不可能再有优良品种，大臣教皇帝学好的“缓冲的空间”荡然无存，因为大臣没有任何对皇帝反震慑的权力空间。

在昏君登场后，北宋政坛的官员们只剩下一件事可做：拍马屁。这是在皇权高度集中的宋廷，官员们唯一可以想象的“发展空间”。

看看宋徽宗身边的“权臣”，从蔡京到高俅，再到童贯，不是文化流氓，就是市井混混，再不就是身心残缺的废人。他们与其说是国家的股肱之臣，不如说是皇帝的玩伴和“马仔”，这等小人谋到国家大臣的位子已是做梦都想不到，哪里还有更大的“野心”，追求“九五之尊”呢？

宋徽宗在任25年，任命了12名宰相，从曾布到王黼，其中无一人堪称贤相，悉数“文化流氓”之嘴脸。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做个被主子“提拔”的奴才，这样的红人，最终只能拥有一个奴才的宿命。如蔡京，主子一换就失势，那么大的“太师”竟斗不过乳臭未干的小儿宋钦宗。

兵权分散

臣子无法一呼百应

宋徽宗与宋钦宗的无能，对内对外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胆量还是内外有别的，对外他们懦弱无能，但对内，他们无能却不懦弱。

即便是宋钦宗这个儿皇帝，继位之后还大开杀戒，首先拿无用的蔡京开刀祭旗。宋钦宗不顾太上皇宋徽宗的反对，贬蔡京，发配岭南。在蔡京发配的一路上，沿途商家百姓不卖给蔡京一粒粮、一滴油、一根菜。昔日皇帝第一红人，活活饿死在发配路上。

蔡京是宋徽宗的第一宠臣，但皇帝儿子动一个小手指，就要了他的老命，可见，宋朝的宠臣处在什么位置。他们充其量是皇帝的宠物，所谓“权臣”的概念是有名无实的。

当时武将中，宗泽和李刚虽然德高望重，但在宋朝兵制枢密院文职管军的格局里，宗泽和李刚在军中只是“临时代办”的角色，他们一者深受儒家洗礼不愿反，二则想反也难以令“三军”一呼百应。

就像后来的岳飞之难一样。朱仙镇大捷，是四路军合围取得的，韩世忠、刘崎、张俊各领一路，岳家军只是其中之一，小朝廷皇帝一下旨，四路军撤走了三路，只剩岳飞孤军。如果四路军全受岳飞指挥，局面未必会像后来“半途而废”那个样子。但是，打死宋朝皇帝，他们也不会给一个将领这种权力。

在一群群“贱人”的簇拥下，宋徽宗自然没有“被篡位”之忧，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宋徽宗的皇位还可以继续做下去，直到寿终正寝，儿子顺利交接班也没多大问题。

然而，此消彼长，国内能容，国外却容不下去。来自草原的外敌找到他的头上，不担心“内乱”的宋朝皇帝，最担心最怕的就是“夷狄的骚扰”——那才是宋朝皇帝的克星。不受“垂直管理'”的夷狄，根本不管宋朝皇帝的无能而只会利用其无能征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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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其人

宋徽宗，名赵佶(公元1082～1135年)，神宗第11子，在位25年，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3岁。

徽宗酷爱艺术，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成立翰林书画院，即当时的宫廷画院。以画作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每年以诗词做题目曾刺激出许多新的创意佳话。如题目为“山中藏古寺”，许多人画深山寺院飞檐，但得第一名的没有画任何房屋，只画了一个和尚在山溪挑水。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画意境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