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公安厅干部的回忆说几年前，曾有一名妇女带着一个小男孩，来省公安厅找苏浩。当时那女子在办公楼下闹得很凶，非要上楼见苏浩，苏浩自己下楼，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自此事以后，就由苏浩主持在公安厅大门建立了门禁系统，所有人进出必须刷卡，这样做的结果是，有群众上访和办事都很不方便；而苏浩到太原市公安局兼任局长以后，也立即建立了严格的“门禁系统”。（9月12日新华网）

这个门禁系统很神奇，苏浩副厅长想设就设的，并且还能够随着这位厅长的大驾随处迁移。但这条制度的建立带有浓厚的独断主义色彩。公安厅和太原公安局门前莫名其妙地多出一道门禁，谁也没有权利知道为什么要有这道门禁，这是一种什么行为，这是对他们最起码的知情权的践踏。但在一言堂的局面下，个个噤若寒蝉，不敢说出半个不字，工作人员老老实实地打卡进门。群众则落入求告无门的尴尬境地。

不过权利意识蕴含在每个人的心中，我们所需用的就是一个导火索。自从这位苏局长自此事以后，所谓“同僚”就按捺不住，急于大倒“门禁”的苦水，这可以看做压制个体权利意识的苦果。不过这种上级出事了，下级才诉苦的行为模式从实质意义上讲是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因为没有一个“小孩”敢于站起来说“皇帝”没有穿衣服，或者这位“小孩”在众人的侧目之下被扼杀于摇篮之中了。

其实人人乐意做事后诸葛还是因为一个“人”法律地位在实际上的不平等。实际上的法律地位提高了，才会有人敢于对生活中的不公平与不正常的现象说“不”，而在不平等的状态下，普通公民只有遵守份，视一个地方为混迹之处，哪来的那么多真知灼见呢？

“门禁系统”这个问题终究是被抖落出来了，或者说“门禁系统”有可能就要倒下去了。这就是一个见证，也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