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高考时写了一篇古文字的作文，考生黄蛉被称为“甲骨文达人”。据悉，川大返聘教授、专为黄蛉“开小灶”的指导老师何崝声称：“这个学生有些浮夸”，他已向学校提交了辞呈，不愿再教。（11月6日《长江日报》）

看似矛盾对立的两件事儿，何以就发生在黄蛉身上了呢？笔者推测黄蛉真正令何教授着恼之处，是耽于文学。

不得不提一个“传统”：学者和文人的分野、学术与文章的歧异。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就素轻文人，常援引宋人刘挚的话：“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流风所及的朴学家与桐城古文家间也是论争不断，——戴震视文章为“等而末者”，但考据文字常给讥为味如嚼蜡；姚鼐虽标举“义理、辞章、考据”，但真正拿得出手的却又只有“辞章”。至于现代，刘文典以学者自命，而嘲笑沈从文的典故流传甚广。建国后，北大任期最长的中文系主任杨晦有名言即：“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如出一辙是朱东润在复旦开课也是大泼文学青年冷水：“中文系，是培养语言文学工作者的系，至多能为你当作家打一点语言文字的基础”。

我倒以为，何教授对黄蛉无妨“风物长宜放眼量”。以文艺青年始，而以学者终者，并不鲜见。譬如闻一多，擅诗，擅画，擅篆刻，而以诗人名家，最终却是埋首于唐诗研究。尤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学生“少年奇才”陈梦家，中学时就出诗集，被视为新月诗派后期中坚，甚至与他及徐志摩、朱湘齐名，但“奔三”之际，却转向甲骨文研究，卓然而成古文字学一代大家。黄蛉的“甲骨文造诣”如何姑不论，毕竟是他志趣所在，与同龄人相比，也确实有着这方面优长；何教授“爱之深”不免“责之切”，可以理解，但似也毋用“拒绝再教”分道扬镳这般决绝。

于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