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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他在上面写下颜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有时候回忆自己的父亲，“为了我们六七个儿女费尽千辛万苦”；有时候又文绉绉地给自己租住的小屋编一副对联，“智慧能开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

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字是写给自己的儿子韩胜利的。9年前，当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

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李军虎遇到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并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时长47分钟的纪录片。有人评价说，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一样朴实、诚恳”。

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似乎终于可以停止奋斗坐下享受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大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本没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老韩自己。

“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韩培印说。曾经笼罩在他面颊上那种骄傲的神色不见了，这位58岁的农民盯着屋顶的墙角，皱着眉头，很久没说一句话。

据《中国青年报》

儿子上了大学，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谈人生”的内容。

那些内容大多与梦想有关。当他知道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而且选择了“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韩说。

韩培印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学费。把儿子送进大学后，他也在这座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

农民韩培印的生活就这样转了个弯。每天，他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和其他工友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举着“找工作”的纸牌，等着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

即使在城里过得艰辛，骄傲依旧显而易见地贯穿着韩培印的生活。

2005年年初，当李军虎来到韩培印等活儿的地方时，他发现，其他工人都低着头躲避摄像机，韩培印却笑呵呵的，没有一点不光彩的感觉。  

这对来自农村的父子在繁华的城市里相依为命。对于韩培印而言，两元钱的公交车都显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学校看儿子，而宁可在路边的“话吧”里花几毛钱打个电话，和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儿子说上几句。“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李军虎说，“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

大部分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去，询问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

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

在很长的时间里，胜利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子。

李军虎拍摄了其中的一些画面。两份青菜、五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这个瘦瘦的男生一顿午饭的内容。他给自己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肉。

班上的同学觉得他条件差，送给他西装外套；表弟有了手机，送给他一块印着大学标志的手表，他也高兴了好几天，那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戴上手表。

因为觉得“学习比较忙”，他并没有勤工俭学的打算。大部分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去，询问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他甚至还时不时地凑到宿舍边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找出一些能卖的东西。

李军虎常常觉得，胜利是一个很压抑的孩子，几乎没有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在长达一年的拍摄时间里，他们私下里很少聊天儿。不过有一次，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韩胜利捡完矿泉水瓶，看着远处的高楼，轻轻地说：“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生活条件、交通、文化，都比农村好。”

“你觉得你能留在这儿吗？”李军虎问。

“我想……应该差不多吧。”韩胜利说。

儿子毕业后，找了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月拿600元工资，在生产线铺电缆。这让老韩开始怀疑读书是否有用。

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除了无与伦比的自豪感，韩胜利四年大学经历，给韩家带来另一个“副产品”。

每次坐汽车回家时，韩培印都会从城里抱回来些东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面或者大袋的糖果。久而久之，胜利的母亲在家里开起全村第一个小商店。韩培印把“胜利商店”几个大字印在了商店的招牌上。

当商店经营渐入佳境时，胜利大学毕业的时间也慢慢临近。这让韩培印几乎有一种马上要“解放”的感觉。

最终，他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从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邻居们甚至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他们把招牌上儿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曾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

老韩很久没有打开那两个黑色的笔记本了，他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现在工资的两倍。

“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