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查显示，中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景天魁则提出《关于激励啃老族自立自强的提案》，鼓励他们自强不息——针对初高中毕业生，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开展积极的职业培训和就业督导，大力促进就业和创业。而对于屡次拒绝就业建议，长期赋闲在家的年轻人，他则建议，“取消其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资格，以起到鞭策作用”。（3月12日《广州日报》）

“啃老族”经常被认为是对社会竞争的逃避和典型的不劳而获行为，更甚者，认为其势必会影响社会的进取心和奋斗精神。乍一看，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哪个青年不愿意多挣一些钱来改善自身和家人的生活呢？

不要急于拿起批判的如椽大笔，不必急于苦口婆心地说出你要上进之类的貌似正确的话语，应该指出的是，啃老现象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人口与资源矛盾的产物。

首先，啃老是个国际化现象，英国专指那些在义务教育甚至大学教育结束以后，不升学也不工作，仍然靠父母生活的年轻人。法国用袋鼠族来形容这类人，美国将之称为“银餐具综合征”，而德国则称之为赖巢族。

其次，啃老基于以下这样一个事实：我国劳动力过剩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劳动力价值市场机制失灵。当抛弃了“低工资、广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式后，并没有及时拿出高工资、广就业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式。应该说是“改革的阵痛”导致了“啃老族”的出现。啃老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应该承认，85后、90后，独生子女生活成长条件较先辈们优越，对就业具有更高的期望值，如果没有满意的工作，他们宁肯成为“啃老族”。对此应该给“啃老族”提供就业的机会，至少要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学有所用的机会，不如此，反过来却谴责“啃老族”啃老，则失去了客观公正的原则。

“啃老族”是在现阶段有大批过剩劳动力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或者说是社会自发调节的次优选择。要彻底解决，应该从产业结构调整着手。本来是《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而社会没能够完全落实，该责怪的自然不能是啃老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