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多前，我经历了一场人生沉浮起落，从中深切感悟读书和图书馆还有一大功用———疗伤治病。图书馆能够帮助人们抚平心灵创伤，摆脱精神困境。         据《羊城晚报》报道

受到撤职处分后，我过上了“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

2007年9月，我从山西省调到文化部工作。次月，参加中共十七大后，连续3个多月率队到文化部下属10多个单位和11个省、市、自治区调研，形成了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工作思路和对策措施。

我执笔整理调研成果拟出调研报告，经文化部党组、部长办公会议多次讨论达成共识，报党中央分管领导和中宣部同意后，主持召开了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做动员部署。

正当我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准备大干一场之际，突来晴天霹雳，先是被接受调查，半年后受撤职处分。

受处分后，我面对现实，在反求诸己、痛定思痛之际，反复告诫自己：“败走麦城”，身陷逆境也是人生大学校、大熔炉。运交华盖、遭受挫折，理想信念不能变，精神身体不能垮，不虚度宝贵光阴，不白领人民俸禄，利用赋闲待业之机，读书写作去也。

2008年10月，受处分后十来天，我安慰、安顿好80岁高龄的老母亲，来到位于北京紫竹园畔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负责同志商量，在行政办公楼二楼安排了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配上了书桌、书柜和一张床，供我读书写作。几个月后，又搬到五楼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在此开始了赋闲待业的读书生活。

我每天上午八点多抵达这间“紫竹书房”，读书、作笔记摘录至中午十二点多，在图书馆里的员工食堂打点饭菜，吃完休息个把小时，下午继续读书至六点多离馆。

回家后自己动手煮碗荞麦面、豆面之类，打上两个鸡蛋或丢进一根广东腊肠，前后十来分钟连煮带吃就对付过去了。

周末、节假日图书馆的员工食堂不开伙，我就到附近的“庆丰包子铺”，买上二两肉包子或饺子，就着茶水吃下去。

后来，中国国家图书馆新开了一间为读者服务的“品诺咖啡店”，每逢周末、节假日读书饿了，就到那里花18元叫上一份“碟头饭”，外加10元的素菜汤，倒也津津有味，比吃包子改善多了。

晚上我则去散步、游泳或打球，过上了“文学与出汗”（借用鲁迅一篇杂文的题目）加清茶淡饭的生活。虽孤寂清苦，却也乐在其中。

每天读书不辍，渐渐，书读进去，人走出来了。

与好友曹淳亮见最后一面，在广州陪伴年迈的母亲并潜心读书

过了两个多月读书郎的生活，一天忽闻挚友——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曹淳亮病危的消息，次日即乘飞机回广州。下了飞机直接赶去医院，总算与相识30多年的好友见上最后一面。

那天淳亮可能是回光返照，神志尚清醒，可以轻声说话，我们聊了近1个小时，没想到第二天他即驾鹤西去了。

在亡友的告别仪式上，我见到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淳，对他说：“我母亲最近的心情和身体不好，我想在广州住一段时间陪陪她老人家。家里来访的朋友客人络绎不绝，你可否在中山图书馆给我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放得下一张书桌即可，供我白天躲在那里读书？”

李昭淳二话不说，当即爽快应诺。

第二天（12月30日）上午，我到了位于文德路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分馆。步入馆内，但见古树参天，林木荫蔽，全无大都市的喧闹尘嚣。楼、院面积均不大，却历史悠久，可谓是广州的文脉之地。

李昭淳把我带到善本书库，让我看一册新近入藏、已有800年历史的镇馆之宝《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该善本刻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金代山西民间集资刻印、曾长期收藏在山西赵城广胜寺的《赵城金藏》年代相近，堪称国宝。

接着，李昭淳又把我引至二楼东南角一约10平方米的房间，已摆放好了书桌、书柜、沙发等，窗明几净，阳光明媚。我谢过了李昭淳等人，当天就在那里开始了读书生活。

每天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读书写作，元旦春节也不曾例外

过了多日，我才了解到，旁边几位馆长的办公室均只有10平方米左右，给我使用的这一间光线最好。这原是一位副馆长的办公室，他临时腾出来让我用。

细心的李昭淳担心我整天埋头读书太累、太闷，隔三差五的来与我聊会历史、宗教，送上帮我查找的图书资料，还嘱咐在我“书房”旁边的毛凌文副馆长和张喜年博士等人，协助我及时查找和复印资料，使我得以专心、顺利地读书和写作。

我像往常上下班那样，每天上下午都准时来到这间“文德书房”读书、写作，元旦、春节、节假日也不例外。以至于李昭淳和我开玩笑：“你元旦、春节每天都来馆里‘值班’，我们应该给你发‘加班费’。”我笑答：“我也没有给你们交房租，扯平了。”

这里十分安静，且没有人知道我在此读书。除黄崧华、刘斯奋、赵军、张文可数几位老领导、老朋友恰巧碰上了，与我促膝交谈一番，基本无人打扰。

这段时间我的读书效率较高，两个多月时间，除读完十多本书，阅读、复印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还拟出了五六万字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的写作提纲。该书是《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第三卷。

我至今还记得，在写作第二卷时，我曾委托李昭淳帮助查找苏联“肃反”、“大清洗”时基洛夫被刺这一关键事件的有关史料。

可以说，前后相隔二十多年写作《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二、三卷，让我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结了缘。

完成《社会主义在中国》等书稿后，接通知到新工作单位报到

2009年3月10日，我离开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回到北京，又一头扎进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紫竹书房”，并开始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的写作。

这时已从文化部调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周和平和其他馆领导，热情地为我的写作和生活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安排馆内决策咨询部的王海燕主任和咨询员张曙光博士，协助我查找、复印图书资料。

每隔一两个月读书写作累了，我便拿出十天左右的时间，到中国近、现代史重大事件发生地、重要人物活动的地方和革命老区去实地察看、收集资料，请教当地革命老前辈和专家学者。

我先后跑了江西、福建、陕西、宁夏、甘肃、上海等10来个省区市，收获甚丰，为构思写作奠定了基础。

如此春去秋来，我阅读了三四千万字的图书资料，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资料摘录，书桌上的书稿也越摞越厚。

经一年半努力，我完成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初稿，又着手把一二十年前与友人合著的第一、二卷中由我负责“切块包干”写作的部分进行修订。

终于，在2010年12月25日，我校对完毕并签发了送往出版社的一、二、三卷全部书稿清样，总算做完了一件事情，顿觉如释重负。

非常凑巧的是，那天上午，我刚托人把书稿送出，下午就接到中组部负责人的电话，通知我下周到新工作单位报到。

——本文应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建馆100周年征文活动约稿而写。（有部分删节）

（作者为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