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的犀牛》的主线是两个“个性偏执者”的爱情故事。犀牛饲养员马路爱上了女邻居明明，但明明深爱着陈飞，而陈飞只是在玩弄她的感情。马路用尽各种方法也无法获得明明的感情，在绝望中，他以爱情的名义将明明绑架，并在她的面前杀死了自己最心爱的黑犀牛，挖出犀牛心来表达自己的爱情。 “人，结成社会而生活”。人是社会化的动物，而正如剧中台词所说，“这是一个物质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情感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们有太多的东西要学，我们有太多的声音要听，我们有太多的要求要满足。”飞速发展的社会给人以更广阔的自身发展空间，倡导个人的自我满足和自我价值追求，但同样也给人提出了更高的社会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意识和社会需要的不可调和性日益凸显，而这一矛盾也成为该剧中的主要矛盾之一。

剧中主要人物可分为两类：一， “偏执者”——马路和明明；二，“社会化”的人，如牙刷，黑子，大仙，红红，莉莉，主持人，恋爱教授等。前者坚持自我意识，拒绝向现实和社会妥协，执着于追求内心真正的渴望；后者则在适应着社会需要，以这种适应为生存的手段和生活的目的，成为社会的机器。

除了对人和社会这一对关系的阐述之外，《恋爱的犀牛》还表现了人生的戏剧性，荒诞感和绝望感。马路和明明的遭遇中，有一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感，即：内心最深切的渴望无法获求，不想要的东西却于无意间得到。马路无意中获得许多人渴求的五百万大奖，但他却无论如何也得不到明明的感情；明明轻易地获得了马路的感情和肉体，但却无法得到陈飞的真心。对于马路和明明这两个“栽花者”来说，“柳”是毫无意义的，而“花”却永远无法获求。这种“易得”和“不可求”的对照，形成一种绝望感和宿命意味。 社会对人的异化和隔离，使得灵魂守望者们退守个体的心灵空间，自我封闭，固执地追逐自己设想中的“幸福”，成为人群中的“犀牛”；而自我追求的难以实现及对追求目标的盲目和误解，更使“犀牛”们走向极端和疯狂。本剧的结尾，马路开枪杀死犀牛，所有人冲进犀牛馆，明明突然唱起歌来，话剧在警报声和众人的歌声中结束，象征着人与社会的矛盾的不可解决和人生终极命题的无法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恋爱的犀牛》是“犀牛”们的狂乱悲歌，亦是对社会和人生的一声哀叹。

这样一出来自小剧场、却被都市白领誉为“爱情圣经”的先锋话剧，2013年首次登陆合肥。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恋爱的犀牛》已经在全国15个城市的27所大专院校排演了近70场。成功演出五个版本，在全世界36个城市演出累计逾1000场，巡演历程共计16万7千公里，可绕赤道4周。

《恋爱的犀牛》将于2013年1月15日至16日 19:30 于合肥大剧院正式公演。由合肥广播公司HBC精彩呈现，旗下七大频率联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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