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下发的“印发《关于办理‘醉驾’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的通知”规定，对于醉酒在广场、公共停车场等公众通行的场所挪动车位的，或者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门口后接替驾驶进入居民小区的，或者驾驶出公共停车场、居民小区后即交由他人驾驶的，不属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10月8日澎湃新闻)

关于酒后挪车是否属于酒驾的问题，不是没有过争议，但在各地实践中，几乎全部倾向于认定违法、不可例外。道理很简单：一者，醉驾一米和一万米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同样可以危害公众安全；二来，过多的所谓人性化考虑，会带来执法成本的显著上升，也难以体现法治的威严。例如，有些人酒量好，喝一斤也能自如驾驶；有些人却不胜酒力，一瓶啤酒也能让他走不成直线，莫非交警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再如驾车距离的长短，没有全程监控也是很难判断的，谁又敢保证这十几米内不会出现意外？凡此种种，都不应出现在执法者的考虑范围内。

进一步说，之所以如今酒驾行为大幅减少，正是拜严刑峻法所赐。在“酒驾入刑”之前，酒驾、醉驾并非是合法行为，但之所以屡禁不止，固然有执法不严的原因，但处罚力度太轻亦是重要原因。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将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定为犯罪”后，不再以是否发生严重事故作为判处刑罚的标准，以身试法者应声减少，这才有了酒驾行为大幅下降的良好成果。

某种程度上说，司法过程中的“不近人情”也是必须，如此才能体现法律的威严与刚性。“酒驾”陋习的改变、交通肇事死亡人数的明显下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提升……良好的社会效果来之不易，绝不可被过度人性化所葬送。退一步说，即使要考虑现实情况，也不妨先认定为酒驾，再从处罚力度上区别对待。如今直接在定性上做文章，不仅有悖立法初衷，风险敞口未免过大，其现实效应更值得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