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安徽发生罕见的大旱灾，全省受灾农田达600万亩，400万人口以及大量牲畜缺水，秋种无法进行。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安徽省委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后作出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麦子和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10月初，省委又提出了“农业十条意见”。这些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合肥郊区和长丰县纷纷开始了建立生产责任制的试点工作。肥西县、肥东县的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小麦、油菜包到生产组或家庭去耕种，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的尝试和探索。

“农业十条意见”调动生产积极性

“农业十条意见”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不要提普及大寨县口号;不要搞穷过渡;尽快把农工商联合企业搞起来;建立联系产量责任制;大办、办好农业机械化;给生产队充分自主权;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让农民进入市场，得到实惠;改变“以粮为纲”方针的片面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农村不能再搞政治运动，集中精力搞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等。

1978年秋，合肥市委在郊区、长丰开展联系产量生产责任制的试点工作(简称“联产责任制”)，区委根据市委部署，率先选择了36个生产队进行“联产责任制”试点。其主要形式是“一组五定”:一组即划分作业组，每组有10~20个劳动力;五定即定耕地面积、定产量、定工分、定费用、定奖赔。除此之外，少数生产队实行了小宗作物“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形式的责任制。有些生产队划分作业组后，出现了明组暗户的现象，悄悄地实行了包产到户。1978年冬，长丰县委在朱集公社朱集大队开展了包产到组试点。

肥东县在省委“借地渡荒”的决定下发后，尝试开展包干到组、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试点。其中区试点7个、公社试点61个、大队试点440个。其主要做法是，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实行“五定加奖惩”办法，即定劳力、定田块、定费用、定工分、定产量，超产、减产以产值进行全奖全赔。

小井庄率先实行“包产到户”

肥西县最先搞起来的是包产到户。1978年开春至秋，肥西山南地区的旱灾特别严重，麦子种不下去。9月15日，时任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在自己蹲点的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开党员会议，学习省委“六条规定”，传达“借地渡荒”精神，研究抗旱救灾办法。讨论中，大家一致要求按照当年搞责任田的方法干，抛开各种顾虑，把保命麦、油菜都种上。结合黄花大队的实际情况，党员会议最后议定 “四定一奖一罚”三个规定。四定：定任务 (每人承包1亩麦田、半亩油菜田)，定上缴 (麦子每亩上缴200斤、油菜籽每亩上缴100斤)，定工分 (每亩耕地记200个工分 )，定成本 (每亩地生产成本5元 )。一奖：超产100斤奖励60斤。一罚：减产全赔。9月18日，黄花大队将997亩小麦和491亩油菜的种植任务，分别落实到各个承包户名下。在黄花大队承包到户的同时，小井庄生产队也把全队的153亩地悄悄包到农户头上。“四定一奖一罚”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这一方法立刻调动了农民秋种积极性，并很快在山南区其他社队推广开来。

包产到户办法很快收到成效，田地里一片繁荣景象，秋种的进度很快，黄花大队一天就种下去 40多亩麦菜。汤茂林回到区委后，立即召开区委扩大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推广黄花大队的经验。不久，山南区7个公社78个生产队的2万多亩大麦和14万亩小麦迅速播种完毕。到1978年11月，以山南区为主，肥西县已有726个生产队实行了这一办法，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11.29%。然而，黄花大队包产到户做法，很快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就有人反对。不久，人民来信分别寄到县、地、省委，摆到了省委第一书记万里面前，质问山南区委领导带领群众向何处去? 省委领导传阅后批转省农委派人查处。省农委调查后不仅没有对山南区的做法进行处理，反而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认为今后就照这样干。根据省委领导的指示，肥西县委转告汤茂林，包产到户继续干下去，不必收了。

“包产到户”得到肯定和推广

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试点，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79 年午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普遍实现增产增收。尤其是实行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区获得了大丰收，小麦总产量接近3000万斤，上缴国家1980万斤，超额完成全年定购任务。没搞包产到户前任务为1870万斤，每年午季上缴国家不到100万斤。不久，新华社、《安徽日报》记者分别到山南进行采访报道，宣传安徽农业改革的做法。当年，全国各地到山南参观访问的单位和个人络绎不绝，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余个著名院校的经济学专家、学者前来调研，甚至驻中国的5个国家的记者也来到山南采访。

1979年5月，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到山南视察，与当地干部和农民座谈。他不仅肯定了包产到户的成果，而且鼓励大家继续干，一定要干好。邓小平也对安徽农村改革的做法表示赞许，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肥西山南区在借地基础上搞起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拉开了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实践证明，这些做法符合当时农村的实际，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断发展完善，合肥农村地区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大解放。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 据《安徽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