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发展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远在殷墟甲骨文之前，这一点已被不断涌现的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

至于具体起源时间，目前尚有不同认识。

而有关刻画符号的古代文献记载有《尚书·序》：“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又云“以书契约其事也”。许慎《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凡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刻画符号即陶文，是指刻画在陶器上的文字，又称书契或刻符文字。有关文献记载和近古资料证明，陶文是我国文字的真正源头，其实刻画符号是汉字早期保存的重要形态，它表示的是汉字可视的最近源头。

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书契也是用来记事的，是比后来殷商甲骨文更原始、更简单的契刻文字。书契不但刻木，而且主要是刻陶。

而蚌埠市双墩遗址发现的600多件陶器刻画符号，已具有表意的功能，是中国文字的重要源头之一。

双墩遗址距今七千多年，出土的陶器上多数刻画有符号，其符号、图画及含有符号的组合图画计70多种，这些符号大都刻画在器底部位，内容相当广泛。除了日月、山川、动植物、房屋等写实类，也有狩猎、捕鱼、网鸟、种植、养蚕、编织、饲养家畜等生产与生活类，反映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广泛的内涵。

双墩遗址捕鱼“连环画”中，鱼表示为一种简单而抽象的符号，业已摆脱了象形写法，而与这一符号组合成叉鱼含义的“刺”的符号，则与甲骨文和金文的“刺”字写法大体相似。

其中，除相当数量简单符号外，尚有鹿、网、阜、丘等六、七种符号与甲骨文相近。

此外，还有特别重要的组合符号。如组合符号的鱼形和双弧线形或与方框形组合等、三角形和鱼形、花瓣形组合等、方框形和蚕形、花瓣形、勾形组合等重弧线形和横线形或圆圈组合等、半框形和一道或二道横线形组合等、十字形和圆圈形组合等符号，与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符号的区别较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蒙城县尉迟寺，发现了45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更令人惊讶的是，发现了刻有符号的大口尊。

大口尊是专门埋葬儿童的一种瓮棺葬的葬具。瓮棺葬是古代以瓮、罐一类陶器作葬具的墓葬形式。

大汶口尉迟寺类型的瓮棺葬分为三类：一类是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尊，这是一种规格，表现了比较高的家庭地位等级；第二类是用普通的生活用具作葬具，表示一般家庭；第三类是比较低等的，完全是土坑墓，就是挖一个土坑，把小孩埋在里面，没有一件葬具，也没有陶器。

刻画神秘符号的大口尊，是远古人类一种重要的祭祀礼器，今天的人们无法断言，大口尊上的那些符号是否就是古人类使用的祭文，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大口尊上的这些神秘符号，曾经被一个相当广泛区域的人类共同认可，被赋予了约定俗成的含义。

这些刻画符号，是人类有意划出来，而且是比较固定，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写东西的格式一样，它比较固定，形状大小，刻画的图形在大口尊当中的位置，都是一样。那么它肯定会代表着一种意义，传达的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古文字学者对大口尊上的种种符号做出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专家认为，这些符号似乎是通过描摹客观实体的外形来表达某种含义，符合汉字的造字法则之一：象形。尽管大口尊上的符号尚且不完全具备成熟文字所有的要素，可是人们也能从这些符号上找到一些与文字相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