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还没出生，河南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辖区的准妈妈张女士已经“操碎了心”。她今年3月怀上头胎，并按医院指导从6月开始办理“婚育情况证明”和“准生证”。4个月下来，她往社区跑了近20趟，事情在争吵中一点一点推进，但至今，证明还是没有开出来。（10月16日《河南商报》）

国家公布的法律规章如何理解和执行，具体的办事人员拥有“最终解释权”。在申请准生证的过程中，公众需要看基层人员脸色，他们需要看上级领导脸色，上级领导又会顾及汹汹舆论，准生证这样的小事也要绕一大圈。

问题是，准生证让张女士的十月怀胎更显辛苦，若想基层办事人员提高服务水平，仅依靠对极端个例的追责远远不够。上级领导和基层人员都是权力恶性循环的一环，政府需要行政体制改革，用服务思维取代管理思维。同时，用法律破除对上不对下负责的权力逻辑，上至中央政府下至社区基层，任何行政作为均以法律为准绳。最后，让公众的权利能够博弈制约权力的触手，让社区人员看公众脸色办事，而不是让所有事情都低效浪费。

准生证“难产”并非小事一桩，当下行政权力的运行原本就耗时耗力，这让一些基层人员随时随地“官僚主义”。如果权力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掣肘和阻碍，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将付出额外的成本，有的用于潜规则，有的被权力戏耍着，直到吸干社会发展的动力。